穩民心以振經濟，企業等待致勝一擊 | 寫給中國經濟的春天
你內心肯定有著某種火焰，能把你和其他人區別開來。
——約翰 · 馬克斯韋爾·庫切《青春》
至苦至真的年代，習慣困難將成為公司運營的常態，而常態化的困難也會是中國經濟新常態的時代注解。應對越發復雜的局面，方向和方法雙雙不可或缺。“六穩”更是中央近期發出的最有力的方向性信號之一。但關鍵時期，穩什么最重要？穩民心。開宗明義，首先談談盡快出臺托底政策的意義到底有多大。這一點可能許多人還沒有意識到。如果說這次新冠肺炎真的是危中有機，轉危為安的關鍵就在于重裝系統，刷新認知。對國家、企業乃至個人而言，這都是撲滅不破的法則。破舊立新需要一個“破”的動作，這個動作夠狠夠快夠精準，立新的過程就來得更及時更有效。動作漂亮重要嗎？重要。但不僅能贏得這次抗疫的勝利，更從根本上把危難時刻變為深化改革的良機，才是當前最重要的。全球社會都正處于一個高度耦合的系統環境中，蝴蝶效應幾乎無時無刻不在發生，窮則獨善其身的年代早已不再，一呼一吸之間，你我都命運攸關。全球對世界衛生組織的微詞，其他國家對中國此次疫情的反應等等，多少都側面驗證了這一點。也正是因為系統之間如齒輪般的緊密咬合，導致最細小的故障都可能引發系統性崩潰的風險。馬爾科夫模型告訴我們，歷史本身就是個怪圈，當前社會治理的綜合措施暫無法從體系上改變未來事件發生的概率，最終我們仍然會回到老路上去。就像一個有煙癮的人，有人在他旁邊拿根繩子訓誡他，或許能讓他一周不抽煙，但他心里的抵觸情緒卻會更強。如果你有辦法成為他的良師益友，幫助他培養新的愛好和習慣，這才會真正讓他戒煙。我們需要思考的是，拿著繩子的人是誰？又如何成為良師益友，從根本上改變局面？
危難時刻必是一次大考，還不帶模擬的。國家的社會治理結構、處理危機的效率、分層管理的能力，道道都是必答題，也句句都是必選項。一直以來，我們自上而下社會治理的核心都是維持全社會和諧與穩定繁榮。但這一策略總免不了掉入路徑依賴的陷阱，不僅沒有改變系統可能面臨崩潰的概率，反而將其中的風險因子一再平滑。異動看不到了，崩潰的來臨就變成了“一夜之間”。正如這次新冠肺炎給人的感覺一樣，許多武漢人在大年三十回家的車上，才親眼看著疫情“一夜之間傳遍朋友圈”。但是車都上了，大家只好硬著頭皮沖進了疫區。戲劇人曹啟泰說，那些讓我們覺得忽然的事情，從來沒有忽然過。政府應當轉變思路，站在社會公共產品供給和服務者的角度上，更強調其在社會經濟發展中服務者的角色定位，用更為敏感的社會感官發現系統異動，高效迅速地抑制可能爆發的系統性風險，并由此提升整個社會共同抗擊風險的能力。所以，疫情帶給我們的第一性思考，是政府應當摒棄當前社會治理模式的上帝視角，下沉到真正的社會公共生活服務中去，適應四中全會提出的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建設的方向性指引，真正走向現代化的管理模式。沒有比考砸之后更珍貴的頓悟時刻了。這場疫情，前所未有地凸顯了精神自立與社會自治的重要性、緊迫性，也提供了恰逢其時的技術環境、物質條件和社會立場。從某種意義上說，國家治理和企業管理不存在本質差異。我常跟企業說，內部價值經營和外部價值創造是未來企業生存的第一大競爭力。對于一個國家而言，人民群眾是它需要琢磨的精準市場人群，社會系統的管理能力、公共產品與服務的供給能力可以看作是內部價值，而國際社會上的聲譽、國家的品牌形象則是其外部價值。中國不僅是個國家，它在全球市場上更是一個品牌。傳遞出屬于中國的品牌內涵，講好這個國家的故事，才是真正的“中國好聲音”。再深一層說，除了思想上轉換政府角色的定位，這更是各個地方大刀闊斧地推進產業結構轉型的最佳戰機，各地百姓們也正擦亮眼睛、端著心地細細品鑒，地方政府對重建災后經濟，到底注入了多少信心。這是出臺多少臨時性經濟托底政策的差異嗎？不，這是對當地經濟發展雄心和目標的差異，更是對政府對未來社會藍圖描繪能力的一場大測驗。當然，各地方都面臨產業環境、經濟結構、財政實力等許多不同。但大災之后有大建，大建之后必有大變。災后重建歷來都是地方政府重新梳理政策招商引資、重整產業結構、實現新舊動能轉換的絕佳窗口期。經濟增長的大比拼，從托底政策的制定時就已經開始了。有魄力的地方政府下發數十條政策，招招護住心臟；而有些地方政府卻仍然采取跟隨策略，小心翼翼。歷史總會重賞大災面前臨危不亂、轉危為安的人。決心是所有災難事件的大敵，在立春之際，我們亟需破舊除新之勇。這對于各地政府而言才是真正的“打掃屋子迎新客，除去鄙習見佳人”。那么，結合當前地方政府已經出臺的政策，改革的進度條加載了多少呢？我的判斷是，不僅進度條加載太慢，整個系統的CPU都必須加速運轉。我很早便發出政府出臺減稅讓利的政策呼吁，相關媒體的報道也讓大家逐漸意識到，2019年的寒冬最多只能算是個序曲，真正的考驗才剛剛開始，尤其是對消費服務行業及廣大中小微企業而言，能活下來，是2020年的第一道關卡。疫情對產業發展有好處嗎？馬克思主義哲學早就告訴我們，任何事物都要拆成兩面去看。的確，疫情能夠加速一部分落后產能的出清，這個速度會快過我們不斷推進的供給側改革進程，企業自身的質量優劣幾乎在幾個月內就能見之分曉。落后產能的出清勢必會加快產業集聚，扛得下來的企業，會成為真正的金子選手。對大小企業而言，這都是審視自身發展模式，拓展商業邊界的重要機遇；對于國家政府而言，這更是一波產業結構調整的天賜良機。但淘汰病馬是否能夠及時有效，在乎中央及各地政府的調控模式與政策力度。大家達成的基本共識是，政府需要托底經濟，但在關鍵時刻給馬喂上一口好糧，非但不會壞了一整個馬廄，反而會讓好馬長得更健碩有力、用之其極。就在各地政府沸沸揚揚投糧喂馬的時候，我們必須再度站出來，呼吁手持政策方向盤的中央挺身而出，讓地方政府能夠挺直腰板深謀改革，并出臺更有普惠性的、長短期結合的經濟托底計劃，以“再一次入世”的意識決心，重新凝聚四十多年的改革共識，為民發力，惠己達眾。這次抗疫，疫情的勝利早晚會來，但對政府執政能力的檢驗卻是更難的關卡，關關難過關關過，我們走到了最緊要的時刻。未來10天非常關鍵。除了部分企業可申請遠程辦公外，全國大多數地區都在2月10日陸續復工，這一波返工潮對疫情控制的節奏非常重要。同樣重要的還有返工后的企業，可能面臨更大的現金流風險，并且風險因子會隨著疫情的發展態勢不停變化。西貝說現金流撐不過三個月，這不是頭部企業在自說自話，而是大將軍冒險在替整個軍營呼吁。更多的中小企業主都陸續發聲，留給企業的時間不多了，傷痕累累的中國經濟就差一口良藥，而藥方就在政府手上。改革開放四十多年艱苦卓絕的努力下，我們才建成了當前的良性產業結構，第三產業的貢獻率達到57%，消費服務行業作為社會生活的基礎設施才真正走向鞏固期。保駕護航的消費服務業，及千萬的民營中小微企業不容有失。大家或許沒有意識到，我們正處于“中國版馬歇爾計劃”的宏大歷史背景下。早動手、早反彈、早紓困、早發展、早恢復。留得好企業，何懼無稅收？這一次湖北的新冠疫情，我們輸在哪里？時間是一大勁敵。如果能夠更精準地把握住疫情傳播的窗口期，或許事態并不會嚴重至此。我們畢竟是一個百萬億經濟總量的超級巨人了，未來走的每一步，都要依靠這股人無我有、人有我先的膽魄，而不可瞻前顧后、扭扭捏捏。第二，決定政策有效性關鍵在發力點。發力點無他，現金流最根本。正如我們很早就呼吁的一樣，這一次政府的經濟托底，必須是真金白銀，來不得半點虛的。從2月份以來各地政府出臺的政策來看，社保返還、延緩報稅、延緩社保調升、發放房稅補貼等成為了政府文件里出現次數最多的詞。央行也以利率招標的方式進行了1.2萬億逆回購，作用類似于降息，但降息的主要作用是在穩定金融市場情緒，對企業的幫助有限。政策既然是為了紓困與發展，首先政府應該深刻理解到目前企業的“困境”到底是什么，其次紓困的利好鏈條不能太復雜，政策產生作用的周期更不能太長。
我們并不是號召政策無差別地給企業撒錢，這是負反饋循環的非正常市場干預。我們更加希望政府通過減稅讓利、財政支援等優惠手段，將現金流投放至值得救助的好企業身上。減稅，是把企業產生的稅收變相還給他們作為經營資金，而繳納稅收，正是好企業最重要的標志之一。我倡導2020年上半年甚至全年的企業增值稅全部免除；所得稅上，對于盈利情況好、已經繳納過所得稅的企業進行稅收返還，將更多的現金流投向經營。同時，短期的減免返還配合長期的稅制改革，修改流轉稅的稅種制度，以消費稅取代增值稅，并考慮將價內稅改為價外稅。更長期的角度看，增值稅應當再減免降低甚至取消，稅費不再和營業額掛鉤，而在流通環節與商品消費的最終計價金額掛鉤，扭轉增值稅遏制中小企業發展從而形成的逆向淘汰困局。讓利政策上，多方面的補貼是主角。對業主單位給予2~6個月的房租補貼，通過發放補貼券、緩交或減免社保的方式給予人力補貼，通過企業勞資的友好協商加強靈活用工，并發放相應的工資與抗疫物資補助等。此外，具體的信貸政策和財政紓困也非常關鍵，這將直接有效地防止優質企業的資金鏈斷裂和信用破產。信貸方面，中央應當挺身而出，針對特定群體如中小企業提供財政特定低息補貼，并鼓勵銀行給予優質企業更強的增信評級，簡化貸款流程以爭取時間優勢，對消費服務業開放綠色通道等，降低企業的實際信貸壓力。直接融資也需要積極發力，抓住注冊制的政策改革，讓更多優質企業得到進入資本市場的機會，其次針對消費服務行業進行更多的上市政策優待。財政部門更可通過發行財政專項債的形式，定向扶持消費服務行業等核心領域的中小微企業，不再把資金投向機場高鐵等磚頭、水泥、瓦片上，而是投放到真正與民生息息相關的消費、服務、科技等未來行業上，更投向真正踏實勤勉、艱苦卓越的中國企業家精神上。守住精神，才守住根本。這是國家現代綜合治理能力和體系的軟硬轉換，發展競爭力從硬實力走向軟實力，加速更具現代化意義的治理精進。此外，我們倡議設立專門的紓困發展基金，激活財政轉移支付手段，充分釋放生產要素的供給約束，促進消費長期穩定增長。媒體是思想的守夜人，輿論環境的有效監督與透明管理，會帶來更為積極的信息流動，也在社會主體之間的創造更為良好的關系互動。市場化媒體在此次疫情報道中的關鍵作用有目共睹，作為有責任的投資機構，我們仍然愿意倡導一個更加理性文明的輿論場。正能量要有，但公共輿論的監督體系也是社會公民的共建之責。總結來說，短期的經濟托底政策的確重要，這也是大家近期集中呼吁的。但在我看來，短期托底必須結合長期改革深化。首先是從系統迭代的角度刷新國家層面的治理思路，從單純治理走向綜合管理，從維持穩定走向提供社會公共服務；其次是通過此次疫情的浴火重生，促進管理體制的升級，以實際行動進行現代公民的社會教育，將圍繞教育的社會運動與政治啟蒙，訴諸這個大災之年的開端。政治經濟上，我們常常探討國家與人民的關系，而此時我更想聊聊國家與企業家的關系。民營企業貢獻了經濟社會的“56789”—全社會50%的稅收，60%的國內生產總值，70%的技術創新成果，80%的城鎮勞動就業，90%的企業數量。危難時刻，出錢出力的是他們，兜著社會就業的底，做著改善民生的事。過去的四十年是企業家的黃金四十年。但若說苦，也是真的苦。融資利率高、企業增信難、兩分化的發展體系，明明是最健碩的運動員，卻偏偏抽不到個好簽。這次疫情爆發的最初，民營企業們支撐起了疫情的一道防護墻。他們捐款出力，有醫療資源的隨時待命，有外賣服務的保證外賣，有海外分支的第一時間調配物資，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正如熊彼特創新理論里說，經濟發展的根源是企業家的創新。國家和企業家是命運同脈的。政府應當從這一刻開始，給予這個群體真正的尊重和愛護，讓能夠創造活水的去涌流，能夠激蕩山川的去沖浪。社會動能才能徹底地激活。今后的企業都將是社會企業，這意味著社會責任本身即商業責任，開放精神本身即競爭能力，協作機制本身即組織優勢。未來一個公司的開放程度，將遠超出一般人所能理解的業務邏輯，當今中國的商業新范式和新文明，或許都將因為這一次的疫情而重新書寫。借這次疫情之機，政府何不痛下改革決心，為民營企業營造更公平的營商環境，基于市場中性的原則，給予更有競爭力的企業以尊重、鼓勵和適度的資源調配，營造政府與企業家良好互動的良性關系。政府體恤企業，企業為政府分憂。修葺二者關系，企業家將有更大的決心和更強的動力取之于社會，反饋于社會。而在這樣的體制格局下，中國商業社會才能煥發新的倫理與文明，社會企業家階層會如同城墻一般，堅實扛起中華的脊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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